2016年莫干山会议简报(三)

来源:国际合作中心发布时间:2017-07-14

新供给新金融新经济

——新版金融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编者按】2016年9月25日上午,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第二分论坛与会代表聚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模式、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等议题,结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对下一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自2014年起,我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开始持续低于实际融资成本,经济逐渐陷入“旁氏增长”阶段,具体特征包括:资金不愿进入传统实体经济;结构性分化,“旧经济”行业(煤炭、有色、钢铁、基建等)逐渐陷入债务困境,“新经济”行业泡沫化;资本市场主要受流动性和风险偏好、而不是基本面推动,且波动性加大。与会嘉宾预测,未来国际国内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处于经济长波下行期(2002年-2025年),预计2018年将再次出现危机;欧洲大型经济体德国、荷兰和法国明年都将进入换届周期,欧盟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国为实现“稳增长、保就业”,将“去产能”列为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的第一重点(其余四点为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需明确新供给背景下新金融的改革思路和具体路径。

一、理清新供给新金融改革思路

(一)全局去杠杆需局部加杠杆,宏观微观均需定制化政策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别于需求侧的简洁认识框架,需更复杂的定制化设计。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以去杠杆为例,需有特定宏观政策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并且提高财政赤字率,也要在地方及行业层级有微观层面的定制化设计及发展战略,从而使全局去杠杆拥有匹配合理的局部加杠杆。开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均带有此类特征,并有助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实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指出,如果在通货紧缩、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宏观上不增加货币供应、不增加需求,微观上很难去产能、去杠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指出,去房地产库存将使房地产企业杠杆下降,但同时需居民加杠杆,目前实际上广义货币M2远远高于名义GDP增速,整体去杠杆与局部加杠杆的协调推进仍存在较大难度。

(二)去杠杆与移杠杆并行,金融改革核心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1985-201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显示,我国M2年化增长率为21%,名义GDP增速为16%,这意味着每年有5%的购买力消失并转化为杠杆和泡沫,这也是导致目前宏观放水、机构套利、全民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低效率、高杠杆、高流动性的情况下,居民日渐突出的政策博弈趋势蕴藏重大隐患,政策倾斜会立即带来杠杆和泡沫的集聚,而在下一轮去杠杆过程中,资本的迅速撤离将引发一系列的风险释放,诸如股灾、一二线房市差异、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市场强烈反应。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改革的共识已有,重点应转向执行、问责和确保实施的动力机制。而针对金融改革,核心内容是通过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地关系重构,通过地方移中央、财政移货币、平台移开行修复政府资产负债表;二是企业完善,通过国企移民企、传统移新兴、政府移居民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三是金融脱媒,通过影子移标准、商行移投行、国内移国外实现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移,修复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

(三)去产能去杠杆应侧重市场推动,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产能过剩伴随的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去产能和去杠杆是相通的,产能过剩多存在于高杠杆所在的企业和行业,而高杠杆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分工的重新定位。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指出,污染和能耗定价过低、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导致产能过剩,直接融资占比过低导致我国杠杆过高,以此为逻辑推演供给侧改革,重点应放在市场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职责。如果企业存在高污染或高能耗问题,可通过征收资源税、污染税提高企业成本,致使投资回报率改变,市场机制导致落后产业破产,最终完成结构调整。此过程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无法有效发挥市场价值发现和激励的功能,需有效落实国企改革相关政策。

二、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

(一)把握经济下行期改革时间窗口,坚持“稳定优先、兼顾效率”

借鉴美国经济长波与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经验,长波下行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主导产业转换带来的金融体系重构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内生动力。当金融体系处于银行主导期,改革注重金融安全;当金融体系处于证券化快速发展初期,改革偏向金融创新;当金融体系进入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阶段,改革更加注重宏观审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吴劲军表示,我国现阶段金融改革务必把维护稳定放在首位,并注重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中央银行伞形监管,完善功能监管标准;健全和完善多层次政策性金融体系,包括完善住房金融体系、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着眼于增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提供金融支持。

(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

近年来,伴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与这一发展趋势相悖,导致金融市场被机械分裂,监管真空区与监管套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现实危机已拉响警钟,股灾、钱荒等一系列危机频现。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提出“十三五”期间金融监管框架可行的三种调整路径:一是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三、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一)提升银行业内在核心竞争力,“银行+科技=金融的未来”

我国银行业尚还处于业务规模先于产出效益、市场扩张先于客户价值、客户获取先于客户挖掘的发展阶段,内在核心竞争力偏弱,管理方式与发展模式均较为粗放。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负责人王静文指出,在战略层面,中国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发展方向应为综合化、国际化、轻型化、数字化、集约化,这也是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所在;在管理层面,打造“银行+科技”跨界合作新模式,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信用社会”,实现银行资产质量的提升、投资回报率的稳健化以及客户需求的智能化服务,并建设全方位精细化管理平台;在经营层面,针对差异化的分层竞争,聚焦丰富产品功能、加强金融创新、整合内外部资源、调整业务结构、改变盈利模式、加快全球布局、构建IT支持等方面,提供高度智力化的银行业务、“一揽子”金融服务将是商业银行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二)打造“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借资本市场实现财富再分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周颖刚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新构架,包括两个核心设计:第一,“公众基金”终身保荐上市和优先获益;第二,资本市场差异化处理机制。两个制度组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社会财富共享和扶持实体经济两大目标,以期兼顾公平效率、富民强国。“公众基金”的设计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原则,将上市企业通过对公众利益贡献的有无、多寡加以区分,有利于制定不同的企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对非上市公司和外企更多抽税)。市场差异化制度的设计理念类似于都江堰,将灌溉需要的“水”(资本)引入“灌区”(高回报和低风险区段);将多出灌溉需要的洪水(流动性)分流到下游蓄洪区(高风险区段)和泄洪区(“赌博”区段),切断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资本市场上套利的渠道。

(三)进一步加大PPP推行力度,破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掣肘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果按传统税收、政府债方式融资,按财政拨付方式支付,难免会造成供给低效、不公正、无序。应以重视和满足民众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大力推行PPP,借以实现地方治理模式变革。中国财政科学院博士后、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欧纯智指出,PPP不仅是一种融资机制,还是一种管理机制,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借鉴私营部分的效率优势。PPP更是一种治理机制,使政府在有限的税收、公债以及财政拨付下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PPP项目的有效推进不仅可以转变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避免由于上下级政府责任不清以及同级政府财政竞争所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低效,还可以剥离一部分政府性债务以便减轻政府的债务压力,使地方政府从传统单一年度的“预算收支管理”,逐步转为“资产负债管理”。基于公共利益的PPP机制创新是改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善治之路,在带来财政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治理的革新。

(国际合作中心 李丹整理)